政德之声 | 我中心陈彩芹同志在《干部之友》发表理论文章:从《论语》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近日,干部之友刊登我中心文章《从<论语>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从《论语》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告诉我们,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继往开来的思想巨人,《论语》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经典,以《论语》和孔子为核心形成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之源,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精神气韵,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和世界意义。
孔子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担当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孔子恰恰处于这五千年的一个关键节点上,由此柳诒徵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这样评价:“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继往开来的孔子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以超迈的眼光意识到,历史文化的演进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而来的,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使得所有未来的文化形态也是可以预测知晓的。《为政》篇记载,弟子子张问孔子未来是否可以预知,生活在东周时期的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的损益,周代正是在殷商两代的基础之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孔子精通三代历史和礼乐文明,对传承文化、赓续文脉具有主动的自觉和使命感,因而发出“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感叹,又在《子罕》篇中,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述而》篇中也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感叹,展现了一脉相承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精神,后世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其精神血脉正是源于《论语》和孔子。孔子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是尊古守正,他“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都非常重视历史依据,而且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外,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在《礼记》中对“大同社会”作了详细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样,从《先进》篇孔子让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等各言其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大同社会的另一种场景。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对后世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政治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以孔子的“大同社会”为蓝本提出了不同形式的憧憬蓝图与奋斗目标。正是对大同社会的不懈追求和中华文明的认同传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从大同到共产主义,展现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社会追求的连续性。
孔子的与时俱进与好学深察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文化传承的实践基础,那么创新性便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要发展、文明要进步,不仅要求这个国家和社会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还需要依靠一个个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具体的人来实现。《雍也》篇记载孔子论齐、鲁之变,“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即说明孔子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之人,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变”是必然,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积极的变革,其中充满了生机与希望。孔子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水,感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中含有与时俱进的内涵,正如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在一些礼仪表现形式上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接受改变:“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儒家经典《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新”字所表达的即是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和思想上的改造,倡导人要有积极学习和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孔子本人就是好学之人,他“韦编三绝”“入太庙,每事问”“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最欣赏弟子们的好学精神,在《论语》中多处可见孔子对颜回的称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中注入了创新精神,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与时俱进和好学深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蝶变革新的文化根源,必将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创新性,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孔子的天下思想与为政之道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大一统”是孔子天下思想的重要内容。《季氏》篇中记载,面对礼坏乐崩、周天子大权旁落、政权下移的社会乱象,孔子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集中反映了孔子主张天下政令应该统一于周天子的思想。在卫国时,孔子提出“正名”的为政之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谓正名,正是推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折射出孔子对“大一统”的主张,《宪问》篇中记载,管仲辅佐春秋首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以王之名的“大一统”后,孔子对此事大加赞许,认为这是管仲仁德的表现。中国数千年之所以每次历经政权分裂却最终都能够政治统一,其文化基础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密不可分。“大一统”思想折射了国家统一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在民族交融、文化互通的交往关系下,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也逐渐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曲阜孔庙现存的十三碑亭,少数民族政权元、清两朝就立了11座碑,是对民族融合统一的最好印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座座丰碑。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对周朝统一有着迫切地渴望,“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因逐渐产生,后迭经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教训最终凝聚成为集体共识,铸成了捍卫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坚强理论基石。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通达权变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和合的智慧彰显了儒家对天地万物的包容。《子路》篇中孔子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也”,《雍也》篇中孔子又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所提到的“中庸”即为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尚的品德,中庸思想主张凡事都要力求无过无不及,也就是一切要适度,恰到好处,就是对事物的全面把握,是包容对立两面的认识,是从更高层次上,对各方面认识的中和。《论语》中记录了很多孔子关于两种不同的状况相互对比并进行区分的言论,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这些对比与区分表达了君子所要遵循的原则,同时也突出了中庸思想,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与包容的选择。孔子本人“温良恭俭让”,非常具有包容心,面对“难于言”的互乡人,孔子依然愿意接受童子的请见,展现出包容后辈、鼓励进德的胸怀。通达权变是灵活应对世事的指导思想,《子罕》篇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不是一个固执、不懂变通的人。正如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治理天下没有一定之规,关键是把握“义”的原则。《史记》中记载孔子曾在蒲地受阻,被迫签署盟约,但离开后便将盟约弃之脑后,并认为这是“要盟”,强迫签署的约定,是不能算数的,展现了孔子处世灵活的一面。不管是对于人的行为,还是民族交流、文化交融,中庸思想与通达权变所蕴含的和谐包容既是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也是社会发展的良性状态。中庸思想延续至今,对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纳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和谐思想,没有将各民族党派当作竞争对手,而是与他们成为亲密友党,形成了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共同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合力,推动国家在适中的状态下发展。
孔子的仁爱思想与和谐智慧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诸侯间相互征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平息战乱、和平生存下去,成为时代最强音。先有孔子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爱人”理念出发,积极把仁者爱人理念融入政治实践,后有其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有可行也”的“和为贵”理念,其中均蕴含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孔子之学,乃君子为己之学,不假外求,即使为政,也是如此。对内,在社会治理方面,《论语》中记载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主张以德治国,用德治管理国家。对外,在国家战乱方面,《论语》中记载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子之所慎:齐、战、疾”“子不语:怪、力、乱、神”,坚持以德为政治国,必能收获睦邻友好的邦交关系,对待战争,孔子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战争意味着百姓伤亡、家国破碎,不得不慎重对待。和平的愿望早已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今天,在和平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坚持以和谐、和睦、协商对话为原则,秉持着“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等中华精神,积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将引领世界,走向更高级文明。

(作者:曲阜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  陈彩芹)




END


编辑 | 马会祥
审核 | 孙胜楠



← 返回文章列表
0.08014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