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大信行于天下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信”字始见于金文。《说文解字》认为:“信,诚也,从人从言。”又说“诚,信也。”诚与信,在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不诚者自然无信,无信者不会表现诚。在《说文解字》中,“信”字属“言”部,所谓:“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礼记·杂记》郑玄注曰:“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可见在古汉语中,言的意思指的是从自身出发之言,表现的是个人情志的揭示和呈现。“信”从人从言,则所谓“信”自然是从个人自身出发由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德性。
人们提到“信”,往往是“诚信”“信用”连用,体现了“信”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国语·晋语八》曰:“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说明“信”之德在人们生活的伦理体系中,具有奠基性意义。
儒家很重视“信德”的建立。《论语》一书中“信”字出现38次。孔子多次提到“信”,经常说“主忠信”,有以忠信为基本准则的意思。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内容也包括“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育内容重视信,在人际交往中也强调信,说明信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能够起到调节、促进的作用。儒家重视伦理建设,认为“五伦”都要坚守一定的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外,又比较重视朋友这一伦理。《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提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的愿望之一就是“朋友信之”。在重视家庭伦理的古代社会中,将朋友这一伦理列为五大伦理之一,说明古代比较重视人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人,以“信”为交往准则,从而构成了社会信用的重要一环。《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遑论与他成为朋友了。《孟子》也说:“友也者,友其德也”,所友之德,必然是以“信德”为基础的,不然两个没有信用基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从人际关系出发,上升到政治治理的层次,“信德”的内涵进行了一次跃升。早在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信德”的重要性。《尚书·武成》中说:“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讲明了信在有效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论语》中,子贡和孔子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这里,孔子点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统治者的“信德”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石。对政府来说,其存在的基础则是老百姓的信任,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则其政权必定不能维持下去。
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重视“信德”的建设。《论语》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治理国家要讲信用;又指出,统治者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而且强调“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在治理国家中,能够体现这五种德性,就是做到仁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又指出,统治者有“信德”,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信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也非常看重“信德”,认为:“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西汉时期,董仲舒构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信”与“仁、义、礼、智”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德性价值,而且在董仲舒那里,将五常与五方相对,“信”则对应于中央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也就意味着“信德”在诸德之中具有中心地位。这一方面说明董仲舒希望统治者能够做到取信于民,也希望老百姓对统治者能够绝对信服,是以他又说“事君,若土之敬天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流行,儒家思想受到冲击,与儒家相近的是,佛道也讲“信德”,不打诳语,讲诚信,是佛家戒律之一。唐朝时期,唐太宗深深认识到“信德”对于治理天下的意义。他认为:“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并说“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认为治理天下应做到“大信行于天下,不以诈道训俗”。宋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契约关系的雏形,在政府中甚至短暂出现了信贷业务,所以宋代社会对“信德”也很重视。二程认为人道只在忠信:“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只是言忠信也。”朱熹总结前人论说,对“信”的范畴作了清晰的界定,认为“信”有两个基本含义,即“诚实无妄”和“言行一致”。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发挥了孔子关于“信”的政治伦理认识,指出:“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在这里,重视“信”甚于重视礼。王夫之也指出,人际交往中,主要靠“信”:“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蜂趸也”。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民间社会对“信德”的坚守。从古代典籍以及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民众对“信”有着强烈的需求。管仲、鲍叔牙之间的信任,季布的“千金一诺”, 唐代诗人岑参的“忠信吾所蹈,艰险殊可忽”的豪情,以及《三言二拍》中刻画的或诚实守信或背信弃义的各色人等事迹,无不说明“信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撰稿:王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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