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仁所以保民也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仁”字,甲骨文中有相似字体,但确切可识于金文。《说文解字》 中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引用《中庸》中“仁者,人也”之语,认为“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其实意思都是人之相互亲爱。清朝孔广居认为:“仁,亲也;人莫亲于父母,故以二人为意。又二象天地,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生者”。
关于“仁”,儒家有更多的阐释。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是核心,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频率很高,达109次。对于“仁”,孔子进行了多种解释。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其言也仞”,“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等等,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已经非常重视仁德,从仁者要爱人进而提升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境界,即从爱亲到普惠民众的境界。从《论语》我们可以看出,仁的内涵丰富,而且具有理论的高度,那么“仁德”的地位自然具有超越性。朱熹认为“仁”是“心之德”,即“仁”是“德”的内心精神或者说内在体现。冯友兰先生认为仁为全德之名,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如此看来,仁德不仅是德目之一,还可以说是“全德之名”,能够涵盖其他一切德目。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认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仁之实,事亲是也”,而且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人心也”,仁是内在于人心的,那么施于政治必然也要讲求仁。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孟子直言相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孟子明确提出作为国家领导人应“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达到“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所提的“仁政”内容包括很多,有经济上的“制民恒产”,君臣关系上的“民贵君轻”,社会治理上的“省刑罚,薄税敛”等等。孟子将“仁者爱人”中具有的推己及人之心扩充到政治,继承了孔子的“博施济众”思想,大力倡导“仁政”,可以说是“仁德”发展的一种极高境界。
“仁德”注重从人之内心出发,其践行方法即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论语》中讲孝悌是仁之本源,就是讲对亲人的爱加以推广扩充,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所谓“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这也和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一致的,后来宋代的张载继承了这一观念,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张,这种“亲亲之爱”就具有了“博爱”的内涵,这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至高境界,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缓解物欲横流导致的过度索取乱象具有积极地意义。
东周时期,富辰谏言周王曰:“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关于政治行仁的认识。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且为了加强统治,控制思想,下令“焚书”,在社会治理上,法令严苛,最终导致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贾谊在《过秦论》中对此有一针见血的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朝初年,注重对秦亡教训的总结,陆贾《新语》对仁政认识很高,认为:“守国者以仁坚固,···君以仁治”“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清朝时人唐宴说“陆生之学出孔门,故语必首仁义”。宋朝程颢每赴任一地都将“视民如伤”制成匾额悬挂,以为座右铭,深具仁心。
汉初虽然行黄老之治,但儒家仁政理念依然对统治者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的出现。到汉武帝时,儒学从一种学术理论变为国家指导思想。汉武帝泰山刻石,将“育民以仁”刻于其上,可以说为后世立下了施仁政、行仁德的治国法则,成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普遍认识。唐太宗认识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所以出现了贞观之治。后世的宋元明清统治者也都标榜施行仁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核心密码,深刻影响了古代政治思想和实践。

撰稿:王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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