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儒家之“礼”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在古代典籍中，常将“礼”与“履”互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祭义》中记载：“礼者，履此者也。”《礼记·仲尼燕居》：“言而履之，礼也。”可以看出，早期的“礼”是通过合宜的行为、体态、语言来表达情感、完成动作的一种方式。

一、周公之礼与孔子之礼

周公制礼作乐，将生产生活中的礼仪规范提高到了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层面，旨在让每一个阶级中的人们都做到学礼守礼，进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孔子十分赞同周朝礼乐制度的丰富多彩，希望周公建立的礼乐文明可以延续后世，他称赞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让孔子将目光转移到了对礼内在实质的追寻，呼唤人们要懂得礼的真正含义，然后再发自内心地践行礼，而不是只重视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进行总结和反思、变革和损益，创造性地建立起了一套以“礼”、“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价值体系。这时的“礼”，不仅包含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礼节规矩，也包括了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制度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

二、林放一问揭示了礼的文与质

关于礼的本质，《论语·八佾》中记载了林放的核心一问：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林放，字子丘，孔子弟子，是七十二贤之一，相传他终生不仕，高卧山林，虚心好学，对“礼”造诣颇深，宋真宗追封林放为长山侯，从祀孔子。

朱子《集注》中谈到林放问礼的背景，“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为问”。林放见到时人在行礼时，大多过程繁琐，流于表面形式，所以林放向孔子请教，到底什么才是礼的根本。在那个舍本逐末的环境下，看到林放有志于探求礼之本，孔子当然十分欣喜，赞叹这是“大哉问”，若能得到礼的根本，朱子也认为“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孔子举了“礼”和“丧”两方面的例子来回答林放的问题：就一般礼仪来说，与其铺张奢华，宁可朴素节俭，就丧礼来说，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心怀哀戚。在孔子看来，礼之本在内不在外，在质不在文，只保留礼的表面形式，很难算是真正做到了礼，与“奢”和“易”相比，“俭”与“戚”更接近礼的本质。宋儒范祖禹阐释道，“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清代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提到了“以质救文”的说法，礼乐是以内心为质、以形式为文，要真正符合礼的规范，就要做到从内心情感上体悟礼的内涵，如果其本质精神还得以传承，那么其形式和流程与前代是否相同或许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孔子一生克己复礼，他希望恢复周礼的盛貌，更希望传承礼乐精神的本质。

三、礼在人格养成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功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钱穆先生说：“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则吾心之仁亦无落实畅遂之所。”仁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一内一外，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在人格塑造方面，儒家注重通过礼乐修身，养成君子人格。孔子曾教育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学好“礼”，对于一个人社会上稳定立足尤为重要。儒家以“仁”作为基础来推行礼乐制度，因此，礼可以寄托人的内心情感，学习礼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养成仁爱之心的过程，也是道德教化的普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人懂礼知礼，不论是内心想法还是外在行为，都依礼而行，进而使人格趋于完善。

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注重礼乐制度有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春秋左传》中概括“礼”的功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礼与法常配合使用，对社会秩序发挥着调节约束的功能。《大戴礼记》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发挥着社会道德的教化作用，而“法”则是一种事后的约束和惩戒作用。礼法互补，实现政治运行中仁爱与权威的配合，从而推动社会安定有序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将“以和为贵”定为践行礼乐制度的终极目标。虽然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损益，但儒家推行礼乐文化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按照“礼”的规范来协调关系、缓和矛盾，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状态。儒家之“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渗透在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经过不断变革创新、丰富发展，已经成为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在当代仍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