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在德不在险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孟子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守护江山社稷，不能靠山川险要。吴起则明确指出“在德不在险”，认为真正能够守护江山社稷的是“德”，这种“以德固国”的认识也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尊崇。

“在德不在险”的记载见于《史记》。魏武侯和吴起泛舟于西河，船至中流，魏武侯感叹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立即回应道：“在德不在险。”国家真正可以依靠的乃是为政以德，而不是山川险要。吴起接着分析历史上的教训：“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三苗氏、夏桀、殷纣这些古国君主在位时期，国家所处山川形势不可谓不得地利，然而还是被灭了，原因正是他们不修政德、不行仁义。这些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为政最可靠的是政德，最后吴起警告魏武侯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魏武侯听了后，表示非常认可。

重视为政之德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识之士的普遍认识。楚庄王观兵于周，问鼎之大小轻重以示兵威，周朝使者王孙满郑重告诉他：“在德不在鼎。”宋国、楚国盟会，楚国坚决要求先歃血，叔向认为：“夫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宋国应当“务德无争先”，务于德行，不必争虚名。“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有人认为季文子这样“不华国”，不能给国家增光添彩。季文子说“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坚守为政以德才是给国家带来光彩的正途，“若淫于奢侈，沈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

为政以德的观念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末年，董卓意欲征发士兵镇压义军，郑太表示反对，说：“夫政在德，不在众也。”袁术认为自己“土地广，士人众”，妄想成就齐桓公、汉高祖那般功业，张承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德不在众”。为政关键在德，而不是看你掌握的人口多少。北周皇帝宇文邕面对太子献上的白鹿，很警惕地说：“在德不在瑞”，治理国家靠的是德而不是所谓的“祥瑞”。前秦皇帝苻坚登龙门而望，感叹“美哉山河之固”，随行大臣立即指出，夏朝和殷朝的国都也很险要，周朝、秦朝的士兵也很多，但这些国家都覆灭了，原因正是“德之不修”，如果皇帝能够“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金朝海陵王认为：“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为政以德才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关键。明太祖认为“天命人心，惟德是视。”清朝康熙皇帝明确拒绝请求修长城的上疏，他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认识到为政以德才是国家稳固的根本依靠，而不是依靠长城。

何以守江山、治江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西汉初年，陆贾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大怒，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后世改朝换代大多是“马上得之”，在面临如何守护江山的问题时，统治者们大多标榜德政仁治。但是古代社会的“一治一乱”也提醒我们，为政以德往往存在于王朝的初期，或者具有高瞻远瞩眼光的君主时期，王朝统治后期，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承平日久的君主往往骄奢淫逸、败德乱政，最终丧失政权。其症结，并不在于推崇“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必要的，而在于古人没有认识到，江山乃是千千万万百姓组成的，百姓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认识到人民才是江山最根本的依靠，深刻阐明了国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没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就没有伟大的民族复兴。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古人“以德固国”观念的扬弃。

古代统治者奉行“为政以德”，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古代社会的专制性也决定，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统治阶层的“道德”方面，不可能真正关注下层千千万万百姓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血与火中淬炼成长，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立政德，要求党员干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更是认识到“人民”才是我们的根本依靠，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这也是共产党人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论断，守护红色江山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