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周公的告诫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早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稳定西周初年局势，制定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武王早逝，地方叛乱，封国如何加强统治等困难面前，周公不仅迅速带兵平定叛乱，还辅佐武王之子成王加强统治，通过制礼作乐奠定了国家治理基础。同时，作为宗法制下大家庭的家长，周公对兄弟子侄以及重要封国的封君提出谆谆告诫，让他们牢记殷鉴不远，要具备忧患意识，做到敬德保民。

告诫要毋骄而知戒。周公被封于鲁，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因为需要留守宗周辅佐成王，于是其子伯禽代替他前去就封。当时的局势并不安稳。周的故地在陕西，而鲁国在遥远的东夷，属于殷商的故地。作为周宗室的伯禽，其实担负着重要的使命，稳定东方形势、传播礼乐文明。周公对伯禽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予以告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告诫伯禽不要过于在意自己的宗室成员身份，更不要因国君身份产生骄傲心理。可能是对伯禽不放心，后来周公又安排名叫金人的仆人背负告诫之铭文，时常出现在伯禽面前，以提醒伯禽，铭文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反复告诫伯禽要知戒惧，知戒也就知止，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都要慎重，在为政方面不说不恰当的话，不做不恰当的事，要谦虚谨慎。伯禽对父亲的教诲应当是时刻牢记在心的，曲阜城北有一座高台，伯禽想念父亲时，便会登此高台向宗周的方向望去，后来此台便名为“望父台”。

在周公的教导下，伯禽兢兢业业治理鲁国，使鲁国成为东方的大国，在诸侯国中被尊为“班长”，延绵780多年，而且保存了周朝的礼乐文明，最终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儒家文化。

告诫要知忧患而毋逸乐。武王去世以后，继承人成王年幼，周公力排众议，以摄政的身份，毅然承担起辅佐重任。当时继承制度尚受到“兄终弟及”制的影响，武王之弟管叔觊觎王位，殷遗势力也在蠢蠢欲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叛乱。周公亲自带兵平叛，稳定了风雨飘摇的局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公对如何治理国家产生深入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融入对成王和康叔的培养之中。

周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从夏、殷亡国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告诫周朝官员“宜鉴于殷”，吸取殷亡教训，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们不能忘记夏、殷灭亡的教训。康叔封于卫，周公告诫他说：“惟命不于常”，天命是无常的，你一定要吸取殷亡教训。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这样就算处在安逸的环境之中也知道老百姓的生活困苦。

周公特别强调要做到“无逸”，不要贪图享乐。因为君主一旦放松自己，非常容易滑入享乐的深渊。周公以殷朝高宗和周室祖先的事例说明，君主要知道老百姓的艰难困苦。殷高宗曾经处在民间，知道百姓疾苦，所以他即位以后“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而后来的殷朝君主生下来就处于安逸的环境之中，不知道民生艰难，“惟耽乐之从”，所以他们在位时间都很短。又告诫成王要牢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能够克己谦逊、敬畏天命；文王“怀保小民”“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从不敢流连于田猎游玩。要求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要沉迷于游观、玩乐和打猎这样的享受之中。周公也告诫康叔“无康好逸豫”，千万不要贪图享乐，同时要吸取殷朝酗酒坏德以致败亡的教训。殷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一味地饮酒作乐，不考虑停止过分的享乐，最终殷亡之时，众叛亲离。因此，周公要求康叔要做到“刚制于酒”，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沉迷于酒，打击“群饮”“崇饮”之风，并一再叮嘱康叔不要让臣民养成喜好饮酒的风气。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育方式很特别。他们虽是叔侄，却也是君臣，为了让成王有深刻的教训，周公往往当着成王的面揍自己的亲儿子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礼记·文王世子》）成王犯错了，但是又不能打，于是就当着成王的面揍伯禽，让成王通过这样的方式记住周公对他的谆谆告诫，牢记天子应该具有高尚的德行修养而不能耽于享乐。

告诫要任贤才而勤政事。成王长大以后，周公还政成王，让成王真正掌握周朝的最高权力，但同时又不放心，于是作《立政》告诫成王要注意选用贤才。周公指出，夏朝诸侯选用人才时注重德行参考，同时从处理政事、管理才能、准则法度三个方面选人用人；殷朝建立后，注重从政务、理民、执法三个方面考核官员；殷纣则不同，只知选用任刑弃德的人，以至整个国家都效仿，选官用人不重德行，以致国事日颓。文王、武王注重从政务、司法、管理臣民三个方面观察人的德行，进而选人用人，设立了很多官职，使他们能够各司其职。周公通过历史的对比，告诫成王要从中吸取经验，充分发挥官员才能，不要自作主张去干涉，最后要求他在以后的执政中要“惟克用常人”，即任用贤人治理天下。

周公告诫成王要勤于政事。他认为殷亡的原因之一是纣王不能够“听念于先王勤家”，不能顾念听从先王为国勤劳的教诲。周公又问那些曾经追随周文王的老臣，“尔知宁王若勤哉”，你们知道文王当初多勤劳吗！在告诫成王时，他以殷高宗为例，说“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从不敢有荒废政事的时候；周文王更是“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从早到晚处理政务，忙的来不及吃饭。周公能够“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勤劳王家”“勤施于四方”，也是勤于政事的典范。

告诫要敬德保民。小邦周灭掉了大邑商，让周公认识到，殷朝宣扬的天命是靠不住的，天命可以在殷，也可以转移到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会根据人的道德转移。周初统治阶层认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听从民众意志的，如果暴政虐民，天就会使之亡国，并根据民众意志将天命转移到有德之君身上。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在吸取殷亡教训的基础上，对“天命”赋予了新的内涵，将德引入治国理念之中。周公认识到，若要“祈天永命”，就要“敬德”。在《尚书》中，周公多次告诫“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通过殷亡教训，告诫统治者要把德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依据，不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不知为政以德，则便会丧失天命。天命归德的同时，周公也认识到，天命是根据小民的意志转移的，天高高在上，缥缈而不可亲近，但天的意志往往就是民之意志的反映。这样，周公建立了一种“民—天—德”的政治理论模型，在不改变当时天命迷信的情况下，巧妙地将百姓意志和以德为政注入天命思想之中，让人们的目光从神秘主义转到现实中来。于是，“保民”便成为维持天命在己的必然选择。周公告诫成王和康叔“应保殷民”，对民众要“若保赤子”，在《无逸》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成王要“知小民之依（痛苦）”“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在《梓材》中着重指出，如果“欲至于万年惟王”，必须做到“子子孙孙永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