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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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文化】大信行于天下

曲阜干部政德教育 │ 发表时间：2021-03-09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信”字始见于金文。《说文解字》认为：“信，诚也，从人从言。”又说“诚，信也。”诚与信，在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不诚者自然无信，无信者不会表现诚。在《说文解字》中，“信”字属“言”部，所谓：“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礼记·杂记》郑玄注曰：“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可见在古汉语中，言的意思指的是从自身出发之言，表现的是个人情志的揭示和呈现。“信”从人从言，则所谓“信”自然是从个人自身出发由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德性。

人们提到“信”，往往是“诚信”“信用”连用，体现了“信”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国语·晋语八》曰：“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说明“信”之德在人们生活的伦理体系中，具有奠基性意义。

儒家很重视“信德”的建立。《论语》一书中“信”字出现38次。孔子多次提到“信”，经常说“主忠信”，有以忠信为基本准则的意思。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内容也包括“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育内容重视信，在人际交往中也强调信，说明信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能够起到调节、促进的作用。儒家重视伦理建设，认为“五伦”都要坚守一定的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外，又比较重视朋友这一伦理。《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提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的愿望之一就是“朋友信之”。在重视家庭伦理的古代社会中，将朋友这一伦理列为五大伦理之一，说明古代比较重视人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人，以“信”为交往准则，从而构成了社会信用的重要一环。《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遑论与他成为朋友了。《孟子》也说：“友也者，友其德也”，所友之德，必然是以“信德”为基础的，不然两个没有信用基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从人际关系出发，上升到政治治理的层次，“信德”的内涵进行了一次跃升。早在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信德”的重要性。《尚书·武成》中说：“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讲明了信在有效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论语》中，子贡和孔子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这里，孔子点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统治者的“信德”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石。对政府来说，其存在的基础则是老百姓的信任，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则其政权必定不能维持下去。

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重视“信德”的建设。《论语》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治理国家要讲信用；又指出，统治者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而且强调“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在治理国家中，能够体现这五种德性，就是做到仁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又指出，统治者有“信德”，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信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也非常看重“信德”，认为：“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西汉时期，董仲舒构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信”与“仁、义、礼、智”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德性价值，而且在董仲舒那里，将五常与五方相对，“信”则对应于中央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也就意味着“信德”在诸德之中具有中心地位。这一方面说明董仲舒希望统治者能够做到取信于民，也希望老百姓对统治者能够绝对信服，是以他又说“事君，若土之敬天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流行，儒家思想受到冲击，与儒家相近的是，佛道也讲“信德”，不打诳语，讲诚信，是佛家戒律之一。唐朝时期，唐太宗深深认识到“信德”对于治理天下的意义。他认为：“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并说“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认为治理天下应做到“大信行于天下，不以诈道训俗”。宋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契约关系的雏形，在政府中甚至短暂出现了信贷业务，所以宋代社会对“信德”也很重视。二程认为人道只在忠信：“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只是言忠信也。”朱熹总结前人论说，对“信”的范畴作了清晰的界定，认为“信”有两个基本含义，即“诚实无妄”和“言行一致”。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发挥了孔子关于“信”的政治伦理认识，指出：“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在这里，重视“信”甚于重视礼。王夫之也指出，人际交往中，主要靠“信”：“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蜂趸也”。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民间社会对“信德”的坚守。从古代典籍以及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民众对“信”有着强烈的需求。管仲、鲍叔牙之间的信任，季布的“千金一诺”，唐代诗人岑参的“忠信吾所蹈，艰险殊可忽”的豪情，以及《三言二拍》中刻画的或诚实守信或背信弃义的各色人等事迹，无不说明“信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撰稿：王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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