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义，人之正路也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义”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义，己之威仪也。从羊从我。”段玉裁注曰：“如北宫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义’”。“义”字即古“仪”字，后来多用“义”字，即仁义之义，而且其用法也主要是仁义之义，释义则为“宜”，《中庸》中讲：“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认为义的意思是适宜。

义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和范畴，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并提，尤其是“忠孝节义”四字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选择，而“义”在社会下层的影响又超过其他观念。

《论语》中提到“义”的地方并不多，共出现24次，但孔子对义的重要性却提的很高。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义以为质”，“行义以达其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等等，虽然孔子及其弟子多次谈到义，但从中很难对义的内涵进行概括，到了孟子那里，才对义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可以看出，孟子把义概括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之路，而且是必由之“正路”，在这里“路”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中庸》中则做出更加明确的概括：“义者，宜也”，唐朝的韩愈继承了这个说法，认为“行而宜之之谓义”，宋朝的朱熹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那么义和宜就是等义词了，而“宜”有正确、恰当、合理的意思，如此一来，则“义”就可以作为判断衡量的标准，如孔子所说“义之与比”。学者匡亚明说：“义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道德规范，它是指一般的当然准则，亦即道德律令。”可以说，“义”不仅仅是一种德，还是一种标准，用以衡量其他的德目。

综合儒家论述可知，“义”是一种大道，它往往与“仁”、“忠”并称，是为君者、为官者加强统治的必然选择。《礼记·礼运》中讲：“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涵盖了社会中各种社会角色的伦理行为规范，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伦理。可以说，“义”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其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谈“义”必然离不开谈“利”，义利之辨是儒家一个重要的命题。孔子明确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见得思义”；孟子对这个问题讲的更尖锐，他初见梁惠王，面对“何以利吾国”的问题，直接毫不客气地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讲“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国语·晋语》里也将“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是儒家并不否定人对正常利益的追求。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主张行王道仁政，要让老百姓“有恒产”；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者”，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宋代的张载、程颐、朱熹等思想家也都对义利之辨有所论述。在义利之辨上，儒家的主张是“义以为先”“重义轻利”“义利统一”。

义德的内涵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功能，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人治的环境中，作为价值选择的“义”，能够促使统治者选择合宜的方法，不断调整君与臣、上与下、国与家、官与民的关系。贾谊认为秦朝短促而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国家不能因应形势，及时调整，不行仁德，不尊义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败亡。

“义”是一种大道，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做到“崇正义”则社会中的人们精神上也向往“义”，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义”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管子》提出：“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仁义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已“仁义”想标榜。由于统治者对“义德”的提倡，“义”在民间找到生存土壤，大批民众以“义气”相连接，甚至出现结党营社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