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史记》中的循吏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循吏列传》列为类传第一，记载了先秦时期楚国的孙叔敖和石奢、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和晋国的李离等人遵守法度、务实为民的事迹。循吏入传，也成为后世编史书的基本体例，在历史上起到了激浊扬清的积极意义。

循吏，《史记索隐》认为乃“本法循理之吏也”，认为遵守朝廷法度的官员典型，是为循吏。综合来看，这些循吏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们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和对个人私德的严格要求。

孙叔敖是司马迁记载的第一位循吏。他出自羋姓，与楚国王室有一定的渊源，曾任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孙叔敖为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正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孙叔敖注重的是推行教化，引导百姓，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孙叔敖的执政理念，那就是“便民为要”。楚王推行的货币改革违背了市场经济，老百姓都觉得不方便，导致“市乱，民莫安其处”，孙叔敖了解后，便向楚王进言，使货币改革及时停止，稳定了社会经济。

孙叔敖施政，比较注重引导，而不是强制命令。当时，楚国民间流行一种比较矮小的车子，楚王觉得这样的车子太小了，下令改为高大的车，孙叔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楚国曾经对这件事下过好几道命令，导致百姓不知所从，要想改变车子高低，不能依靠强制命令，要引导，不如把街巷两头的门限（应是可以影响车轴）提高，乘车的都是君子，不可能经常下车，于是便会主动换成高大的车子。孙叔敖施政充分考虑到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而且考虑到人民的喜好，制定政策，不靠强制命令，而是能够让百姓自己根据政策去改变自己，以适应政策。

《说苑》中记载，孙叔敖为令尹，有一位老父专门去找他，告诫他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孙叔敖表示会牢牢坚守这三点。

子产在为相之前，郑国非常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朝政比较混乱。子产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仅仅一年的时间就使得社会上出现“庶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第二年就使得“市不豫贾”，第三年就使得“门不夜关”。《史记》中没有记载子产具体施行了什么政策，通过《清华简》、《左传》等传世资料可知，子产对田赋做了改革，也就是对田地的分配做了改革，打击了既得利益者，让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实惠；颁布了成文的法律规范，让更多的人懂法；选择贤能之人，并且人尽其才；用心团结宗室大族，稳定了政治局势和社会形势；在对外关系方面注重维护郑国的尊严和利益。在政治思想方面，子产“不毁乡校”体现的重民思想和“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受到后人的称赞。子产死时，孔子感到很伤心，称子产为“古之遗爱”。

公仪休为鲁相，为人比较清正廉洁，注重维护百姓的利益。公仪休比较喜欢吃鱼，为相以后，有人给他送鱼，他坚决不要，并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才不能要你的馈赠。我是宰相，能吃得起鱼，如果因为我受你一条鱼的贿赂而被罢免，将来还有人给我鱼吗？所以我不能要。公仪休的认识比当前查出来的很多腐败官员要高得多。一个人在位时，别人的馈赠、逢迎，都是为了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而来，当没有了权力资源，还会有那些“馈赠”吗？

公仪休非常注重维护百姓的利益，甚至因为家中菜园中的菜比较好而拔掉，因为家中织的布质量高而赶走家人、烧掉织布机，公仪休认为家中把吃、穿的问题都解决了，不去街市上买，那平民百姓怎么卖出去蔬菜、布匹，这不是和百姓争利吗。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公仪休的行为比较极端，但这却反映了公仪休以民为本、不与民争利的良好德性。

石奢为楚昭王相，李离是晋文公时的司法官员，他们两个人都是坚守法制的典范。石奢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杀人后逃走，追上去一看凶手居然是自己的父亲，于是他就放走了父亲，命人绑上自己去请罪。楚昭王有意赦免他，但他认为自己既不孝也不忠，认罪伏法是理所应当的，于是自刎而死。李离则是因为轻信了别人的意见而错杀了人，于是自拘请罪，并且根据晋国“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规定，自己判了自己死罪。他们两人对法律的遵从、对道德的坚守令人感佩。

这五个人都是先秦时期的人物，司马迁选择了他们作为循吏的代表，表达了司马迁对官员修养政德的思考。为政者首先要自身具有良好的德性，能够起到道德楷模作用；其次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百姓是否方便，要引导他们遵循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强制执行。涵养为政之德，不仅仅是在私德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在职业道德方面更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严格遵守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