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循吏传：来自历史深处的政德荣誉榜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纵览二十四史，循吏传记载了那些德行高洁、清政廉明、忠于职守、务实为民的好官良吏，史官选择他们单独入传，表明了国家鼓励官员为政以德、奉职循理的积极导向。相反的是，有的史书中还有《酷吏传》《奸臣传》《贰臣传》，对那些为政酷烈、奸佞不轨、临难变节的官员予以谴责。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循吏传宛如一张来自历史深处的“政德荣誉榜”，千百年来，激励后世的官员坚守仁义道德、勇于承担使命、抱持为民情怀，对古代社会形成德治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清官文化的吏治氛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史循吏传概况

司马迁《史记》首设《循吏列传》，并将其列于类传之首，以显示对循吏的重视，后世史书大多仿效司马迁，为循吏作传。循吏，司马迁的解释是“奉法循理之吏”，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为“谓本法循理之吏”“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颜师古《汉书》注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大概而言，循吏不仅要恪尽职守，在具体施政时，还要做到上顺国家法制，下顺民情民意。

司马迁所作的循吏传，记载了五位循吏，即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他们具有为政仁德、导民便民、坚直廉正的良好德行，任职期间政绩卓然，受到百姓的欢迎，如孙叔敖开凿芍陂，以水利民；子产宽猛相济，治下民安物阜，死之时百姓为之痛哭。应当注意的是这五位都是春秋时期人物，没有一位是和司马迁同时代的，而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选取的全部是汉代人物，一褒一贬之间，显示出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

二十四史中除《三国志》《陈书》《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外，十九部正史中都设有循吏传，不同的是《晋书》《宋书》《梁书》《魏书》《旧唐书》《元史》称为“良吏传”，《南齐书》称为“良政传”，《辽史》称为“能吏传”。二十四史之外，《清史稿》也有循吏传。“良吏”、“良政”、“能吏”，一般以“循吏”总括之。十九部正史加上《清史稿》共计记载有五百四十八位循吏（相关史书中记载重复者算作一人），司马迁所记循吏，皆为官至卿相的中央官员，后世循吏传所记主要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官，即县令、郡守之属。春秋战国至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五百多位循吏，看上去比较少，其实这也反映了循吏的难能可贵，当然也有一些循吏，由于古代修史原则和作传标准的原因，未能入循吏传。

循吏入传标准

古代社会，官员队伍庞大，但能够入循吏传却并非易事。首创循吏入传的司马迁记载了五位循吏，修芍陂、谏改货币以便民的孙叔敖，使社会“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的子产，戒食鱼以断贿、不与民争利的公仪休，“坚直廉正，无所阿避”的石奢，法不阿私的李离，在司马迁看来，他们身上体现了廉洁奉公、为民兴利、施教导民、奉法理讼的优秀品德，这样的官员才能称为“循吏”，从叙述内容看，司马迁并不重视这些官员具体做了多少事，而是比较看重他们不做或者阻止统治者做一些事，学者余英时认为这反映了道家“无为”的思想，为政之德并不是司马迁特别重视的方面。

《汉书》《后汉书》选取循吏入传，比较注重的是廉洁仁义、兴利施教、敢于谏诤、重视理讼、立有军功，如黄霸“以廉称”；任延“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晋书》的入传标准是廉洁、仁义、能谏诤、兴利、理讼、军功、有机辩才能等，如邓攸舍弃自己儿子，保存兄长遗孤的仁义；吴隐之上书恳请代替战败的兄长受死刑的孝悌之情。《旧唐书》《新唐书》的入传标准是具有廉洁、谏诤、仁义、忠烈之德，能做到兴利施教、勇立军功、举荐贤才、具有辩才等，如“宁守忠以就死，不毁节以求生”的裴怀古。通览二十部史书，可以发现，廉洁、兴利、理讼是撰写循吏传的三个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能不能入传，首先看德行，其次看政绩。德行方面首重廉洁，其次是仁义，再就是恭孝，体现了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政绩方面主要是兴利施教和理讼、军功、荐贤，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增加人口，推行教化，还要注重依法处理狱讼，勇立军功，向朝廷举荐人才等，体现了儒家“庶富教”的治理理念以及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入世精神。

为政以德，是循吏入传的重要标准。《辽史》中设“能吏传”，修史者说道：“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修史者认为不具备一定的德行，不能成为循吏、良吏，只能算是能吏。元朝在编修《宋史》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崇道德而黜功利”，具体到循吏传的编写，应当也是遵循这一原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行、政绩之外，民众的拥护也是循吏入传的一个重要标准。晋代循吏窦允“勤于为政，劝课农桑，平均调役，百姓赖之……以修身清白见称于河右”，以至于“士庶悦服，咸歌咏之”。有的地方百姓不舍好官离任，纷纷上书“乞留”，如明代史诚祖，为官政绩卓著，“屡当迁职，辄为民所奏留”，在汶上县任职达29年，死之时，一县为之悲痛；有的为官员立德政碑以作纪念，北朝齐国张华，勤政爱民，破盗匪、驱猛兽，民得以安，去世之时“州人大小莫不号慕，为树碑立祠，四时祭焉”。这些都反映了百姓对循吏自发的赞颂，也成为修史者作循吏传时的重要考量。

循吏传的历史价值

史书广泛设置循吏传，并以一定的标准选择入传人员，充分说明古代社会对循吏的重视，也说明循吏的德行和政绩具有积极的价值，值得写入史书，传之后世。

循吏传体现了古代重视官德的吏治思想，对形成德治主义的传统政治文明具有积极的影响。儒家经典《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中说：“唯仁者宜在高位”，董仲舒提出要“任德教而不任刑”，只有注重修身、具备仁德，在施政过程中才能做到为政以德、利民安民。而且，官员之德，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循吏入传，流芳百世，是对循吏行德政、办实事的“表彰”，有力地推动形成了德治主义的政治传统。

循吏传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导向作用。对官员们来说，能够列入循吏传，是对他们官德、政绩的认可，有利于激励他们坚守政德、不断保持为民情怀的政治抱负。同时，循吏传与酷吏传、奸臣传、贰臣传的对比，也让官员们对坚守什么样的为官从政价值观具有深切的体察，引导他们向施行德政、切实为民方面靠拢，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官员不敢明目张胆地贪腐。

循吏传为党员干部进行政德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党员干部进行政德建设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必然选择。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讲：“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还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重要论断。历史上的循吏传，就像是一张张“政德荣誉榜”，不仅能够激励古人为政以德，也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展党性教育以及推进党员干部政德建设、形成立政德的良好政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