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文化】德政碑前话政德

 编者按：依托我市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深耕于经史子集，涵泳于古事今闻，举凡文献典籍、古迹遗存、官箴铭言、方志笔记、诗词楹联、俚词俗语所体现之政德人物、政德故事、政德智慧，必悉加详审，或阐发哲思，或著为小文，或抒发感悟。特开设“政德文化”专栏，推出系列文章，力求雅俗共赏，从不同视角阐述政德文化，探索理论建设，展现政德风采，为推动干部政德教育发展贡献智慧。

德政碑前话政德

德政碑，是记录官员生平、政绩以及为官之德的石碑，主要是对官员美德善行的表彰，也称为颂德碑、清德碑、功德碑、善政碑、惠政碑、遗爱碑、去思碑。古人认为将为官者的善政德行刻于石碑、立于通衢，可以起到褒奖官员、宣扬德化、澄清吏治、激励后人的作用。

立碑颂德的历史渊源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官员的德政善行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西周初期的召公巡行乡邑，于棠树下决狱政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应该是召公处理政事能够以身作则、公平公正，各级官员也能恪尽职守，获得百姓的称赞，所以召公死后，“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而不敢伐”，并“歌咏之作甘棠之诗”，从此，“甘棠”就成了纪念德政的一种别称。

西汉时期，开始为有德行、有政绩的去世官员立祠庙。《汉书》记载，汉景帝时期，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当他去世以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桐乡吏朱邑有善政，死后百姓为之“起冢立祠，岁时祭祀”；还有栾布、石庆、任延、王堂、韦义等官员，老百姓感激他们的善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便为他们立生祠。立祠纪念德政可谓是德政碑的前身，反映了百姓对官员修政德、行善政的纪念和鼓励。

现存可见最早的汉代德政碑，是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县的秦颉碑，经宋代赵明诚考证“是郡人所立德政颂尔”。东汉时期的德政碑，主要记载碑主的家世、职官、政绩、品行，以及立碑者的信息。当时，百姓和门生故吏为官员树立德政碑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而且大多是一种自发行为，朝廷对此并没有加以干涉。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快，民生艰难，立碑之风受到限制，首次提出禁立碑的是曹操。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认为：“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想立碑的需要申请，须得朝廷允许才行。但是，禁碑令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落实，因为纪念官员德政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很难完全断绝。由于禁碑令的实行，碑的另一种形态兴起，即墓志铭，有的利用墓志歌颂官员的德政。这一时期，德政碑的树立从民间性质转为官方性质，朝廷掌握了立碑权，德政碑的刊立程序和形制逐渐成熟。

唐朝时期，德政碑的行文、形制、刊立仪程以及碑刻的政治内涵、文化意义都已成熟，规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这一时期，德政碑的数量也比较多。朝廷对德政碑进行规范管理，是有深层原因的。首先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褒大臣则王室尊，崇美政则王命行。不唯颂功，尊天王也。”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央的统治。唐代德政碑一般比较高大，树立地点往往选择于道路通衢和衙门学府门前，甚至有的还会建有高大的门楼亭阁，以便民众感受到朝廷之威权。其次是唐统治者对政德的重视。唐代帝王普遍认可“德乃兴国之基”的治国理念，对儒家思想中的以德治国和仁义治天下多有强调。唐太宗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抚之以仁义”，他还专门撰写《帝范》，指出帝王也要“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对官员的考课，指导思想也是以德为先：“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武则天撰写《臣轨》，也对官员的修身立德提出期许。第三是社会风尚的影响。一方面，唐代士人普遍渴望建功立业，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明年塞北清番落，应建生祠请立碑”，唐传奇中的南柯一梦也认为“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为仕宦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百姓普遍关注官员的善政，希望官员在任期间能够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殖人口、教化百姓。在申请树立德政碑时，往往是基层的民众代表“耆老”的分量比较重要。

唐以后，基本上沿袭了朝廷对德政碑的规范和管理，但从德政碑的树立来看，唐朝时期无疑是树立德政碑的高峰期。由于唐以后历朝历代都对立德政碑的禁令予以坚持，所以宋朝时期出现德政碑的变种，即生祠碑，先立庙，然后碑依附于庙而立，避开立德政碑之禁令；元代主要流行去思碑，因为法令允许“去思而建”，官员离任后，当地可建德政碑，一般称为去思碑。明朝时期《大明律》明确规定“现任官员辄自立碑”和“上言大臣德政”属于歌功颂德的罪名，清朝沿袭明朝规定，对德政碑的管理很严格。乾隆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扑毁去思德政碑”的运动，是因为此时出现官员藉德政碑沽名钓誉，为自己歌功颂德，下属藉此献媚逢迎、结交官长、中饱私囊的现象，使得德政碑失去了褒扬德政的功能。

德政碑中的德政

德政碑，自然以记载官员的德政为主。唐朝时期的德政碑上，大多明确记载碑主的为官之德，如杜佑“清明廉直，温毅弘重”；李德裕“清风峻节”“廉明刚健”；高承简“端肃庄明，温仁惠和”；靳恒“度量可以轨物，德义可以服人”；罗珦“仁可以育物得众，智可以丰财成务，勇可以荡邪去暴”，而且老百姓认为他“怀养人之德”“恤下之心”；李怀仁“言则循宪，动必由礼”；韩仲卿对百姓“惠如春风”。可见，对官员品德的赞美充满儒家伦理色彩，体现了儒家仁、礼、义等道德规范。

其次是记载政绩。纵观德政碑碑文，可以发现，在政绩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古代社会农业为本，先秦诸子著作中屡见“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的记载，农书《齐民要术》将“耕田”列为第一卷，有的统治者也时常教诲地方官员：“务以耕桑之本，时无妨夺。”农桑、水利，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基本，做好这两样，可以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进而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二是体恤百姓、减轻赋役。古代社会官员若是能增加赋役，是可以算作特殊政绩的，但一些心怀百姓的官员，在定赋役之时，往往从体恤百姓的角度出发尽量照顾百姓，而不是为了政绩一味地增加赋役。如唐代赵州瘿陶令李怀仁每次征发徭役时都“揣其轻重，量其远迩”，能够考虑赋税的轻重和百姓服役的远近问题；高承简在任时能够做到“拯饥救患，以济其凶年”，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帮助老百姓度过困难。三是兴学敦化、导民向善。古代社会，地方官员负有导民化俗的职责，唐朝时期就将“训导有方”“礼义兴行”作为官员考核内容。德政碑记载的官员，几乎都将兴办学校视为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对百姓“磨之以仁，琢之以义”，“文以礼乐，几乎以淳朴”；有的官员到风俗不好的地方任职，积极地因材施教，“人之啙窳者，教之以温恭惇质；人之卉服祝发者，教以仪饰之度；人之匱财乏食者，教以耕耨之事”，经过一番努力，使得当地“化夷俗为邹鲁”，儒家道德成为社会的指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其他还有约束胥吏、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设施、发展社会经济等。为官有德才能获得百姓认可，而真正让百姓爱慕、保护的官员，一定是能够做到体恤百姓、发展生产、能够让百姓生活安定的。有的官员去世很多年后，依然会有人立碑纪念他。如唐代江西观察使韦丹，去世四十年后朝廷下诏为其立德政碑。

“石碑”不如“口碑”

有些德政碑体现了统治者施行仁政的理念和官员的高尚德行以及为民情怀。如唐代时期河北肥乡县令韦景骏治理漳水，解决了漳水连年泛滥之苦，而且每到荒年就下乡抚恤民众，受到百姓爱戴，为他立碑颂德。十多年后，韦景骏去赵州担任长史，路过肥乡县，当地“人吏惊喜竞来犒饯”。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德政碑记载的所谓“德政”是虚假的。如唐代薛邕的《去思碑》，赞扬他“清襟，雅操翼翼”，意思是品行高洁，但实际上薛邕这个人“盗官货计钱万万”，是一个窃取国家财产的贪官；还有的贪官强迫下属为他立碑，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反感。唐朝诗人白居易就写诗批评说：

青石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

工人磨琢欲何言，石不能言我能言：

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

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词。

有的人以为将自己的政绩刻于碑石，就可以永垂不朽，殊不知虚假的“德政”反而是一种耻辱。元代忽必烈时期的宰相桑哥，安排人为自己立了一块“德政碑”，但桑哥此人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家里的钱财相当于皇室仓库的一半，几乎激起民变，终于被撤职查办，群臣一致上书请求诛杀桑哥，其所立“德政碑”也被毁掉。1913年，广西兴安县发生旱灾，百姓遭逢大难，生活苦不堪言。知县吕德慎不仅不恤民情，反而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兴安百姓向广西都督陆荣廷拦路告状，才将其惩处。1916年，百姓为吕德慎立了一块《劣政碑》；1943年军统特务许良安任云南路南县（现为石林市）县长时，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老百姓不断控诉其罪行，云南省政府将其撤职，许良安连夜化妆逃跑。第二年，老百姓为许良安立了一块《遗臭碑》。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真正为民办事的人，老百姓是会自发为其立德政碑的。1939年9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队驻防于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了解到当地百姓多年来受涝灾之苦而无法解决，便下决心解决这个难题，经过多方协调，率领部队挖掘排水沟，老百姓自发前来协助，彭雪枫以“新兴集、新四军”之意将此沟命名为“新新沟”。后来又为永城挖了“新四沟”，老百姓将两沟合称为“雪枫沟”，并沿用至今。1939年冬，新兴集老百姓自发捐资兴建了一尊高约7尺、宽约3尺的“彭公雪枫德政碑”送到游击队司令部，并立于新兴集街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占新兴集，将“彭公雪枫德政碑”毁为三截，当地百姓冒险将断碑埋藏起来，建国后又重新树立于新兴集。

可见，真正为了百姓利益而为官从政之人，必然受到百姓的爱戴，并活在人们代代相传的“口碑”之中。纵览古代德政碑，可以发现，德政碑虽然不能反映所有官员的真实情况，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它代表了政府对施行德政的重视和引导，代表了官员应具备的德行善政，代表了老百姓对官员行德政、办实事的期盼，正是百姓的期盼，古今德政碑才流传于世，石碑或许能保存几百年，但真正让百姓心悦诚服记住并流传的则是为官者留下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