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之声】毛泽东的读书之道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向来以独特的读书之道闻名于世，从幼年起就发奋学习，涉猎领域融汇中西、贯穿古今，成为个人学习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也把读书视作“最大的爱好”，并且身体力行引领推进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通过阅读培养道德品质、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文化自信、激扬精神力量。

以“挤”求时，以“钻”求深。毛泽东将读书视为“攻书”，强调“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这种“攻” 的精神体现在两个层面：时间上的 “挤” 与内容上的“钻”。在延安时期，面对繁忙的革命工作，他以木匠“钉钉子”的比喻教导干部：“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即便在战争年代，他仍随身携带《共产党宣言》，反复研读不下百遍，每读一次都有新启发。在内容钻研上，毛泽东倡导“五到之法”——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他不仅亲自吟读，还组织读书小组交流心得，更在书中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例如，读《伦理学原理》时，他在12万字的原著上写下1.2万字批注，从哲学思辨到社会观察，将个人思考与书本知识深度融合。这种“钻”的精神，使他能从书中提炼出超越文本的智慧，如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中提出矛盾转化思想，为《矛盾论》的创作奠定基础。

先博后约，由中及西。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一方法论贯穿其一生。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图书馆如“牛闯进菜园”般贪婪阅读，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中国古典诗词到西方哲学著作，广泛涉猎七十余种经史子集。这种博览群书的积累，为他后来“去粗取精” 奠定基础。延安时期，他精读《资本论》《战争论》等经典，将“博”转化为“约”，形成指导革命的战略思维。毛泽东始终坚持“先研究本国学说制度”，再学习西方文明。他早年遍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深谙中国历史规律，而后才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以中为体，以西为用” 的路径，使他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读用结合，联系实践。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强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将读书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形成“学—思—用”的闭环。在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的读书重点随革命任务调整：五四运动时期研读《共产党宣言》以树立信仰，土地革命时期精读军事著作探索战术，建国后研究政治经济学寻求建设路径。这种“因需而读”的策略，使理论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例如，他从《孙子兵法》中提炼出“敌进我退”的游击战原则，在《矛盾论》中升华出“抓住主要矛盾” 的方法论，直接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认为“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他早年“游学”湖南农村，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时期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种将社会作为“活教材”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实现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深度融合。

毛主席在浩瀚无垠的书海里遨游了一生，其求深求钻、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读书之道”在当下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党员干部要学习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责任和生活态度，以读书破解能力短板，将读 “有字之书” 与 “无字之书” 结合起来，做到读有所成、学有所成、事有所成。

撰稿：朱熔均

编辑：马会祥

初审：陈彩芹

审核：孙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