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之声】孟子“四心说”的政德启示

《孟子·告子上》中记载，公都子通过周幽王、厉王的例子，对“性善论”提出了质疑，孟子答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此段话阐明了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为人所固有，这是孟子性善论的核心逻辑。“四心说”为儒家的心性学说奠定了基础，后世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将其作为理论展开的依据，时至今日，对于提升领导干部的政德修养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秉持恻隐之心，厚植为民情怀。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仁爱之道的开端，是灵魂深处的善念。许多人都听说过“孺子入井”的故事，当人看到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时都会前去施救，这不是想和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也并非试图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而是产生了恻隐之心的缘故。孟子认为，我们不仅会对同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有悲悯仁爱之心，对于被大自然中的植物、动物也会萌生出类似的感情，就像他所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君子对于飞禽走兽,往往是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临死前的悲鸣声,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在今天，不管是脱贫攻坚战中与贫困群众并肩作战、同甘共苦，还是疫情防控期间逆行出征、坚守一线，都是恻隐之心转化为行动的生动诠释。领导干部心怀恻隐之心，就要将为民情怀镌刻心中，关心群众安危冷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自己最大的责任。

坚守羞恶之心，筑牢廉洁底线。“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若人丧失羞恶之心，便会“无所不为”，沦为道德败坏之徒。历史上的甄宇就是一个很有羞耻之心的人。建武年间每年冬季，皇帝都下诏赏赐博士们每人一头羊，众博士都争夺大而肥的羊，甄宇却先挑了一只最瘦小的羊，后来光武皇帝知道了这件事，称甄宇为“瘦羊博士”。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羞恶之心对于廉洁从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官员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何尝不是丧失了羞恶之心的缘故。党员干部葆有羞恶之心，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才能坚守原则，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以廉洁奉公的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涵养恭敬之心，恪守为政之礼。“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恭敬之心是对他人、秩序、规则的内在敬畏与尊重。西周初年，周公为招揽天下贤士，常“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时若听闻有贤人来访，便握着湿发出门迎接，吃饭时若得知有能人求见，便吐出口中食物起身相迎。当然，周公的恭敬并非表面礼节，而是源于对“天下归心”的深刻认识——他深知，唯有以恭敬之心尊重人才，方能巩固周朝统治。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涵养恭敬之心，就是对党、对人民、对职责的敬重。对党恭敬，就要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对人民恭敬，就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倾听人民的呼声，关心人民的疾苦；对职责恭敬，就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秉持是非之心，明辨为政方向。是非之心就是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内心有了是非善恶的标准，一定要坚守到底、据理力争。唐代魏徵辅佐唐太宗二十余年，以“敢言是非”著称，曾经多次在朝堂上与太宗激烈争论，太宗修洛阳宫时，魏徵上书：“今四方未定，陛下宜以俭约示天下，若营宫室，恐生奢靡之风。”太宗怒而退朝，后反思：“人言魏徵倔强，我视之恰是明辨是非！对错面前没有君臣，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不能争出一个对错，含混过去，就会败坏风气、腐化道德。”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涵养是非之心，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政绩观，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判断，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孟子四心说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将人性善端转化为政治秩序的实践哲学。在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重释四心说的时代价值，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学理支撑，更将有益于助力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撰稿：颜   芳

编辑：马会祥

初审：陈彩芹

审核：孙胜楠